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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南京大屠杀时,也有多种表述,如“The Rape of Nanking”、“Nanjing Massacre”、“Nanjing Atrocity”、“Najing Accident”,总体上而言,在西方媒体和学术著作中用“Nanjing Massacre”更为普遍。 2、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时空概念 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厘清南京大屠杀的时空概念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联到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中国方面学者在80年代时,由于刚刚开始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大屠杀时空概念并没有专门阐述,一般概念的表述是:“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在六个星期中,屠杀了无辜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30万人以上,无数妇女遭凌辱,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焚烧和破坏,全市约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 这里的时间概念是从1937年12月13日开始到日军占领的六个星期,也就是说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底。从研究专著的内容来看,区域范围专指南京市,即包括7个城区和5个乡区。但是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早在日军占领南京城之前,也就是说在向南京进攻的过程中,在南京城郊的乡区甚至包括紧邻南京的江宁、句容等县日军暴行就已经非常严重,而且各种资料显示,直到1938年3月,日军在城、乡各区的暴行仍然相当严重。因此,中国方面的学者近几年来认为南京大屠杀上限时间应该定位12月上旬,以日军进入南京地域范围为起点,下限时间应为1938年3月。在地域范围方面,有学者认为考虑到暴行的时间相同、施暴部队相同、发生地点邻近等各方面的因素,“似以在南京市区12个行政区的基础上,外延至与市区直接相邻的江宁、江浦、六合为宜。” 但大多学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杀时还是以当时南京特别市的辖区(即7个城区和5个乡区)为讨论的基点。 日本方面,大屠杀派以笠原十九司为代表,认为南京大屠杀时间上限为日本大本营下达攻略南京命令、中支那方面军进入南京战区的12月4日;下限应为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他认为尽管南京攻略战结束的日期是1938年2月14日,但南京日军的残虐行为仍在继续。关于区域范围,他认为应包括南京特别市行政区域及其周边六个县(江浦、六合、江宁、句容、溧水、高淳)。 目前,尚未发现虚构派方面的专门论述,一般他们将“南京”的概念限定在南京城内(甚至将南京城区同南京安全区混淆),由于他们一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所以更少明确大屠杀的时间概念。 (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 在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中,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人数争论最为激烈。在中国,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人数也经过了一个不断求证和确认的过程。在战后国民政府所进行的各种社会调查过程中,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有29.5万、39万、50万等多种过程性的数字。 1947年南京国防部战犯军事法庭在《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及附件》中判定:“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南京的暴行》的判决书中称日军在南京屠杀20万人以上。 而同一法庭在对松井石根的判决书中则称有10万人以上被屠杀。 80年代以来,在人数问题上,中国学者基本上依据南京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同时辅以新发现的资料进行论证研究。其计数方法有两种:一是将集体屠杀的遇难人数195000人和分散屠杀的77000余人相加,再考虑到其他未统计的数字,遇难人数已达30万人左右。二是根据慈善机构、私人、伪政权和日军掩埋的尸体数,得出遇难人数在30万人以上。 中国方面认为30万这个数字既是一个约数,又是一定意义上的确数。不过近几年来,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问题上的认识也出现了变化。如孙宅巍教授在其论著中多次指出:“重要的问题在于尊重历史事实,即:一要尊重和承认侵华日军任意屠杀南京同胞的事实;二要尊重侵华日军的这种屠杀还是‘大规模’的这一事实。在这样的前提下,具体的数字,是30万再多一些,还是30万再少一些,应当是可以讨论的。” 最近,在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中方主席步平也明确表示,只要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牺牲者的人数不会成为共同研究的障碍。 在日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却有不同的看法。据2001年日本《诸君》杂志2月号对大屠杀派、中间派和虚构派的问卷调查, 在接受调查的23人中,认为死亡人数无限接近于零或因史料不足无法回答者有11人,这些人都是一直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派重要成员,如渡部升一、铃木明、阿罗健一、田中正明、松村俊夫、藤冈信胜、亩攵本正己等。中村粲、冈崎久彦、田(辶刀)敏雄、樱井等4人认为死亡人数在1万人左右,原刚认为死亡人数在2~3万人。此5人同上述11人有一定的区别,他们承认日军在攻占南京期间,曾发生过小规模屠杀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俘虏。中间派代表人物秦郁彦没有参加这次问卷调查,但他一般认为死亡人数在4万人左右。 参加问卷调查的大屠杀派代表人物如藤原彰、江口圭一、井上久士、姬田光义、笠原十九司、吉田裕、高崎隆治等都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但对死亡人数也有不同的选择,除井上久士选择30万人以上(但作了补充说明称至少10多万),其他大都认定在10数万人到20万人之间。不过笠原十九司回答尚留有余地,笠原说:“从现有的研究和资料能推测是十几万到二十万人前后上下,随着今后资料的发掘、公开和研究的进展,被屠杀者数有可能增加。” 笠原的这一观点在他的《南京事件》和《南京事件与日本人》等书中一直都非常明确,其表述前后没有发生过变化。 不过笠原十九司认为,中国官方一直强调30万以上数字的绝对性反而为日本否定派所利用,导致大多数日本国民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方面的虚构和夸张。 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从无限接近于零到10多万、20万、30万人以上,其数字悬殊如此巨大,这在历史学研究中可能是亘古未有的。造成这种奇特现象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第一手历史资料的欠缺,大部分资料均为战后调查的证人证言或战犯口供。其次是在讨论死亡人数问题时,对于处死被俘士兵是否合法有不同的观点。日本虚构派认为日军攻占南京城后,大量便衣兵藏匿在难民区,失去了交战资格,逮捕和处死这些便衣兵是合法的战斗行为,不能将这一数字计算在大屠杀死亡的人数中。 而肯定派和中国学者则认为,不经过审判程序、屠杀放下武器且丧失战斗力的中国俘虏是违反国际法的,而且日本兵在搜捕俘虏的过程中,只是根据外貌、口音等进行甄别,导致许多普通百姓也被当作俘虏处死。 1 2 3 4 5上一页下一页 (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原因 探讨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对历史学者来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近几年来,随着学者们研究的不断深化,对南京大屠杀的成因有了更多的历史解释。 中国学者在分析南京大屠杀原因时各有侧重。高兴祖著文重点论述了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有预谋的恐怖政策,其主要表现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大肆宣传种族优越论,蔑视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各民族;在战场上无视生命的尊严,无视国际法准则,下达了“应全部杀掉俘虏”的指令;发表“膺惩暴支”声明,企图用暴力手段消灭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论文强调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必然性。王卫星则从日军官兵战场心态视角进行了分析。他说:日军士兵因中国军民在战场上的反抗产生了报复心态;由于无条件执行上级命令而产生大肆滥杀的心态;在紧张枯燥的战争中形成了以杀人施暴取乐的心态;由于军国主义宣传,士兵们形成了以杀人越多越“光荣”的畸形心态。上述士兵的战场心态,导致了南京大屠杀的发生。 孙宅巍则综合了各种因素后认为南京大屠杀是由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所决定的:基本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暴和对中国军民正义抵抗的疯狂报复;直接原因是首都南京的特殊政治地位;唐生智不成功的撤退,使遇难同胞中增加了9万名军人;另外,南京大屠杀的发生还与某些战场条件及日本军人的复杂心态有关。 日本肯定派学者也对南京大屠杀原因进行了研究,一部分学者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官兵有组织的行为。原先那种认为“是由于失控的士兵造成的”主导观点已被修改。“现已认定那些犯罪的士兵当时并没有处于无序状态下。抢劫、纵火以及部分强奸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屠杀战俘、脱离部队的士兵以及非战斗人员,则是根据现地指挥官的命令执行的。” 笠原十九司在深入考察南京大屠杀前后发生的日军士兵大规模强奸事件后,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他认为:日军上级军官对强奸的士兵采取“默认”、“放任”和“不处罚”的态度,这种不被处罚、默认的“了解”和“同意”,也是一种集团的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是有组织的犯罪行为。 笠原在另一篇专门探讨南京大屠杀原因的报告中还分析了另外两大原因:一是历史原因,即日军蔑视中国人的意识、歧视女性、日军中非人权的特质、效忠天皇而丧失人性等;二是直接原因,即日军战争初期形成的“膺惩暴支”战略、南京作战缺乏充分准备、中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攻占南京后的失职等。 还有学者从日本大众思想构造的角度探讨了南京大屠杀的根源,认为“天皇崇拜和基于此的圣战思想与蔑视中国乃至中国人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加上平民利己主义,大屠杀在士兵个人的精神上便被日常化了。” 虚构派一方面不承认有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他们将日军占领南京期间产生人员死亡的原因归结为下面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守城司令唐生智指挥无方,贪生怕死,置大批守城部队不顾而只身逃离南京,从而使中国士兵群龙无首,因而失去了俘虏的资格。二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并未遵守诺言,容纳了大批中国士兵进入难民区,并藏匿了许多中国高级军官,这些留在难民区的便衣兵威胁日军的安全。三是中国便衣兵在难民区伪装日本兵实施强奸抢劫,而向国际委员会诬告是日本兵所为。 还有的虚构派成员认为,在攻占南京过程中发生的少数日军抢劫、强奸和杀人的行为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不值得追究。 (四)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 从80年代开始,国内外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不断被发现并整理出版,但日本国内否定论者围绕南京大屠杀部分史料的真实性问题不断提出质疑和批判。 中国方面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主要包括南京大屠杀亲历者回忆、慈善团体的救济报告和埋尸记录、抗战胜利后的社会调查统计、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案审判资料。但日本虚构派死死抓住其中几则史料大做文章。一是鲁(更生)的证词,1945年12月4日,首都地方法院调查鲁(更生)的结文称:“倭寇入城后,将退却国军及难民男女老幼计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圈禁于幕府山下之四、五所村,断绝饮食、冻饿死者甚多。”当时鲁匿于上元门大茅洞内,相距咫尺,目睹惨况。 虚构派认为,鲁(更生)提供证词中的数字精确性令人无法理解。二是崇善堂埋尸记录,日本否定派一方面认为崇善堂没有参加掩埋活动,另一方面认为崇善堂战后所报掩埋112 266人的数字虚假。认为在1938年4月份不到20天的时间中,崇善堂60多名夫役在没有现代化工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南京乡区掩埋104 718人。另外,2005年东中野修道、小林进、福永慎太郎合作推出《南京事件“证据照片”的检证》一书,从照片中日本兵的衣着、握刀姿势及照片的来源等方面,对中国方面出版的反映南京大屠杀的143张照片进行了深入“研究”,结论是能够证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一张也没有。 日本虚构派针对中国方面大屠杀史料中的缺陷,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极易混淆是非,造成普通民众的误解。其实,虚构派要否认草鞋峡日军屠杀的事实并不那么容易,中国幸存者证词、小野贤二等人所编《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和其他最近公布的日军官兵日记,都可以证实日军草鞋峡大屠杀的规模相当巨大。关于崇善堂参加掩埋尸体之说,中国学者以及日本学者洞富雄等学者都通过各种档案资料进行了批驳。 孙宅巍还认为关于掩埋尸体的具体数字问题目前尚无证据证明战后崇善堂有虚报嫌疑。 由于日本战败之际,军方将绝大多数重要资料都焚毁了,现在日本方面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主要来自于参加南京战的阵中日记、战时报道、官兵回忆等资料。但是针对这些资料,虚构派一方面不惜篡改原始史料以遮人耳目,如1984年虚构派重要人物、曾担任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利用整理松井石根阵中日记资料的机会,肆无忌惮地篡改松井石根阵中日记原文,1985年被人发现其篡改之处竟有900处之多,此事被揭发后对虚构派的打击相当沉重;另一方面,对敢于正视历史公布历史真相的 澳门新葡京娱乐场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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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南京大屠杀时,也有多种表述,如“The Rape of Nanking”、“Nanjing Massacre”、“Nanjing Atrocity”、“Najing Accident”,总体上而言,在西方媒体和学术著作中用“Nanjing Massacre”更为普遍。 2、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时空概念 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厘清南京大屠杀的时空概念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联到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中国方面学者在80年代时,由于刚刚开始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大屠杀时空概念并没有专门阐述,一般概念的表述是:“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在六个星期中,屠杀了无辜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30万人以上,无数妇女遭凌辱,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焚烧和破坏,全市约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 这里的时间概念是从1937年12月13日开始到日军占领的六个星期,也就是说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底。从研究专著的内容来看,区域范围专指南京市,即包括7个城区和5个乡区。但是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早在日军占领南京城之前,也就是说在向南京进攻的过程中,在南京城郊的乡区甚至包括紧邻南京的江宁、句容等县日军暴行就已经非常严重,而且各种资料显示,直到1938年3月,日军在城、乡各区的暴行仍然相当严重。因此,中国方面的学者近几年来认为南京大屠杀上限时间应该定位12月上旬,以日军进入南京地域范围为起点,下限时间应为1938年3月。在地域范围方面,有学者认为考虑到暴行的时间相同、施暴部队相同、发生地点邻近等各方面的因素,“似以在南京市区12个行政区的基础上,外延至与市区直接相邻的江宁、江浦、六合为宜。” 但大多学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杀时还是以当时南京特别市的辖区(即7个城区和5个乡区)为讨论的基点。 日本方面,大屠杀派以笠原十九司为代表,认为南京大屠杀时间上限为日本大本营下达攻略南京命令、中支那方面军进入南京战区的12月4日;下限应为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他认为尽管南京攻略战结束的日期是1938年2月14日,但南京日军的残虐行为仍在继续。关于区域范围,他认为应包括南京特别市行政区域及其周边六个县(江浦、六合、江宁、句容、溧水、高淳)。 目前,尚未发现虚构派方面的专门论述,一般他们将“南京”的概念限定在南京城内(甚至将南京城区同南京安全区混淆),由于他们一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所以更少明确大屠杀的时间概念。 (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 在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中,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人数争论最为激烈。在中国,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人数也经过了一个不断求证和确认的过程。在战后国民政府所进行的各种社会调查过程中,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有29.5万、39万、50万等多种过程性的数字。 1947年南京国防部战犯军事法庭在《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及附件》中判定:“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南京的暴行》的判决书中称日军在南京屠杀20万人以上。 而同一法庭在对松井石根的判决书中则称有10万人以上被屠杀。 80年代以来,在人数问题上,中国学者基本上依据南京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同时辅以新发现的资料进行论证研究。其计数方法有两种:一是将集体屠杀的遇难人数195000人和分散屠杀的77000余人相加,再考虑到其他未统计的数字,遇难人数已达30万人左右。二是根据慈善机构、私人、伪政权和日军掩埋的尸体数,得出遇难人数在30万人以上。 中国方面认为30万这个数字既是一个约数,又是一定意义上的确数。不过近几年来,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问题上的认识也出现了变化。如孙宅巍教授在其论著中多次指出:“重要的问题在于尊重历史事实,即:一要尊重和承认侵华日军任意屠杀南京同胞的事实;二要尊重侵华日军的这种屠杀还是‘大规模’的这一事实。在这样的前提下,具体的数字,是30万再多一些,还是30万再少一些,应当是可以讨论的。” 最近,在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中方主席步平也明确表示,只要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牺牲者的人数不会成为共同研究的障碍。 在日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却有不同的看法。据2001年日本《诸君》杂志2月号对大屠杀派、中间派和虚构派的问卷调查, 在接受调查的23人中,认为死亡人数无限接近于零或因史料不足无法回答者有11人,这些人都是一直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派重要成员,如渡部升一、铃木明、阿罗健一、田中正明、松村俊夫、藤冈信胜、亩攵本正己等。中村粲、冈崎久彦、田(辶刀)敏雄、樱井等4人认为死亡人数在1万人左右,原刚认为死亡人数在2~3万人。此5人同上述11人有一定的区别,他们承认日军在攻占南京期间,曾发生过小规模屠杀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俘虏。中间派代表人物秦郁彦没有参加这次问卷调查,但他一般认为死亡人数在4万人左右。 参加问卷调查的大屠杀派代表人物如藤原彰、江口圭一、井上久士、姬田光义、笠原十九司、吉田裕、高崎隆治等都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但对死亡人数也有不同的选择,除井上久士选择30万人以上(但作了补充说明称至少10多万),其他大都认定在10数万人到20万人之间。不过笠原十九司回答尚留有余地,笠原说:“从现有的研究和资料能推测是十几万到二十万人前后上下,随着今后资料的发掘、公开和研究的进展,被屠杀者数有可能增加。” 笠原的这一观点在他的《南京事件》和《南京事件与日本人》等书中一直都非常明确,其表述前后没有发生过变化。 不过笠原十九司认为,中国官方一直强调30万以上数字的绝对性反而为日本否定派所利用,导致大多数日本国民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方面的虚构和夸张。 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从无限接近于零到10多万、20万、30万人以上,其数字悬殊如此巨大,这在历史学研究中可能是亘古未有的。造成这种奇特现象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第一手历史资料的欠缺,大部分资料均为战后调查的证人证言或战犯口供。其次是在讨论死亡人数问题时,对于处死被俘士兵是否合法有不同的观点。日本虚构派认为日军攻占南京城后,大量便衣兵藏匿在难民区,失去了交战资格,逮捕和处死这些便衣兵是合法的战斗行为,不能将这一数字计算在大屠杀死亡的人数中。 而肯定派和中国学者则认为,不经过审判程序、屠杀放下武器且丧失战斗力的中国俘虏是违反国际法的,而且日本兵在搜捕俘虏的过程中,只是根据外貌、口音等进行甄别,导致许多普通百姓也被当作俘虏处死。 1 2 3 4 5上一页下一页 (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原因 探讨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对历史学者来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近几年来,随着学者们研究的不断深化,对南京大屠杀的成因有了更多的历史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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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派一方面不承认有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他们将日军占领南京期间产生人员死亡的原因归结为下面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守城司令唐生智指挥无方,贪生怕死,置大批守城部队不顾而只身逃离南京,从而使中国士兵群龙无首,因而失去了俘虏的资格。二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并未遵守诺言,容纳了大批中国士兵进入难民区,并藏匿了许多中国高级军官,这些留在难民区的便衣兵威胁日军的安全。三是中国便衣兵在难民区伪装日本兵实施强奸抢劫,而向国际委员会诬告是日本兵所为。 还有的虚构派成员认为,在攻占南京过程中发生的少数日军抢劫、强奸和杀人的行为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不值得追究。 (四)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 从80年代开始,国内外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不断被发现并整理出版,但日本国内否定论者围绕南京大屠杀部分史料的真实性问题不断提出质疑和批判。 中国方面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主要包括南京大屠杀亲历者回忆、慈善团体的救济报告和埋尸记录、抗战胜利后的社会调查统计、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案审判资料。但日本虚构派死死抓住其中几则史料大做文章。一是鲁(更生)的证词,1945年12月4日,首都地方法院调查鲁(更生)的结文称:“倭寇入城后,将退却国军及难民男女老幼计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圈禁于幕府山下之四、五所村,断绝饮食、冻饿死者甚多。”当时鲁匿于上元门大茅洞内,相距咫尺,目睹惨况。 虚构派认为,鲁(更生)提供证词中的数字精确性令人无法理解。二是崇善堂埋尸记录,日本否定派一方面认为崇善堂没有参加掩埋活动,另一方面认为崇善堂战后所报掩埋112 266人的数字虚假。认为在1938年4月份不到20天的时间中,崇善堂60多名夫役在没有现代化工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南京乡区掩埋104 718人。另外,2005年东中野修道、小林进、福永慎太郎合作推出《南京事件“证据照片”的检证》一书,从照片中日本兵的衣着、握刀姿势及照片的来源等方面,对中国方面出版的反映南京大屠杀的143张照片进行了深入“研究”,结论是能够证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一张也没有。 日本虚构派针对中国方面大屠杀史料中的缺陷,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极易混淆是非,造成普通民众的误解。其实,虚构派要否认草鞋峡日军屠杀的事实并不那么容易,中国幸存者证词、小野贤二等人所编《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和其他最近公布的日军官兵日记,都可以证实日军草鞋峡大屠杀的规模相当巨大。关于崇善堂参加掩埋尸体之说,中国学者以及日本学者洞富雄等学者都通过各种档案资料进行了批驳。 孙宅巍还认为关于掩埋尸体的具体数字问题目前尚无证据证明战后崇善堂有虚报嫌疑。 由于日本战败之际,军方将绝大多数重要资料都焚毁了,现在日本方面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主要来自于参加南京战的阵中日记、战时报道、官兵回忆等资料。但是针对这些资料,虚构派一方面不惜篡改原始史料以遮人耳目,如1984年虚构派重要人物、曾担任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利用整理松井石根阵中日记资料的机会,肆无忌惮地篡改松井石根阵中日记原文,1985年被人发现其篡改之处竟有900处之多,此事被揭发后对虚构派的打击相当沉重;另一方面,对敢于正视历史公布历史真相的 澳门新葡京娱乐场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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